第1209章 佛讼（2 / 2）

这种想法在不了解齐国乃至南北朝政治的人眼中很匪夷所思，一个是辩经的，一个是辩法的，怎么能混为一谈呢？

但实际上，高殷这种想法并非凭空杜撰、无根之水，而是在充分利用南北朝时期已有的制度土壤。

佛教传入中国，大概是东汉明帝时期，三国也体现了中国受到佛教许多影响，比如曹睿建造佛寺、曹植发明梵呗，康居国的僧人康僧会祈获佛舍利感化孙权，让孙权在江南建立了第一所佛寺“建初寺”，也是江南佛教发展的起点，这就导致东晋十六国时期，当时的朝廷就已经开始从僧人中选任僧官来治理僧事了。

国家是一个由领土、人民和典章制度构成的整体，而文明的定义则是【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】，打个比方，若一个后人深度钻研唐朝典籍，推崇唐朝文化礼俗，自以为唐朝人，那么说他在精神上是一个唐人也不为过。

因此在某些时候，即便国家没有领土，也可以构成一部分“国家”的概念，正如人们认为魏禅让则亡，齐受禅则兴一样，土地还是那些土地，但名义上的归属已经转变了；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说僧人是用宗教信仰扎根于中国土地的“佛国”子民也不为过，他们和普通的百姓一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但自认为是修行佛法的教徒，奉行的是佛教典章，俨然是镶嵌在中国皇权中的国中之国，和各大王朝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水牛和牛椋鸟的共生关系，王朝借助佛理巩固统治，而僧人们借助朝廷的供养来延续传承。

因此可以说，研究五胡十六国、南北朝乃至隋唐，不描写佛教，就等于没有写。

杜牧《江南春》中言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，实际上南梁时期的寺庙不止这么点，而是足足有两千八百所寺庙，八万僧尼数量也比宋、齐之世多了接近三倍；

相比之下北朝更是重量级，在如今的齐国，这个国中之国的发展规模已经庞大无比，有二百万的在籍僧尼，北周也不遑多让，宇文邕灭佛时，僧尼数量已经超过了百万。

说句可怖的比较，齐国僧尼的数量甚至比陈国账面上的国家总人口还要多出许多。

佛教用信仰和典章聚揽信徒后，还用寺庙制度真正的攫取了不少国家财富和土地，可以说佛教在事实上可以真真正正地被称作是一个国家了，若以现在这个时代，中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而言，甚至能说佛教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发源地，在中国达到了它的巅峰。

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是北朝人口基数大，还因为自晋末动乱后，北朝统治者多为异族，通过佛教的塑金身、造天命而获得不同于中原皇权的统治法理，因此胡人君主极力推崇佛教以巩固国祚。

而且佛教甚至还能提供意识形态支持，很有当初汉朝时期没有被阉割的太平道教的味道，这些都是佛教能在北朝肆意扩张乃至尾大不掉的原因。

而在南方，佛教更像是精英阶层的文化思潮，用来中和魏晋以来的清谈玄学的上层思辨义学，在某些程度上更加精英化，一般人还玩不了那么大，以至于扩张得没有北方这么厉害——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此时江南财政没能超越北方，所以佛教在经济上的发展也受到限制。

无论如何，佛教在齐国是只庞然大物，吸取到宇文邕的历史教训，高殷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灭佛的政策，这样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强化皇威、快速攫取资金，但破坏的是许多臣民的信仰，引起诸多人的愤恨，在没有扶立起一个足以取代佛教的国家级宗教前，这么做只是饮鸩止渴，后患无穷；

且高殷自身也受到佛教许多恩惠，他的月光王金身就是由妙胜寺、七帝寺、云龙寺等许多大佛寺所打造的，直至现在都受益无穷，若仓促灭佛，先不说各地世情愿不愿意，他自己就已经抛弃了月光王者的天命，还要额外背负背离佛法、为佛所弃，乃至彻底毁灭高欢、高澄、高洋三代所建立的“转轮圣王”天命观。

哪怕他一统了天下，对皇权也会造成极大的冲击，何况是现在三国争鼎的焦灼时刻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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