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55章 北京着名女记者，为何一丝不挂被活埋？（2 / 2）
最先传来消息的是第一组。
六月十八号，大同市某招待所。这家招待所坐落在老城区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，门面不大，院里停着几辆落满灰的货车和面包车。一名服务员在打扫院子的时候，发现角落里停着一辆红色的小轿车，车身很脏，轮胎气压不足，像是在那儿扔了好几天了。她凑近一看，车里没人，但驾驶座的坐垫上隐约有一片暗褐色的污渍，干了之后发黑发硬，看着不像机油。服务员心里犯嘀咕，跑去告诉了经理，经理第一时间报了案。大同警方到场确认，那正是一辆进口红色大众高尔夫，车牌号与协查通报上的信息一字不差。
车门没锁，车钥匙还插在点火开关上。技术人员打开车门，那片暗褐色的污渍经化验，确认为人血。血型与马玉一致。除了那片血迹之外，车里没有更多明显的物证，凶手显然处理过一番，但血迹这种东西一旦渗进织物纤维，根本擦不干净。他们把车丢在这里，就等于丢掉了最大的累赘。
几乎同一时刻，第二组也取得了关键突破。电信局那边把马玉手机近期的通话详单打了出来，长长的一串号码里，有两个陌生的固定电话号码格外扎眼。这两个号码都是在五月十三号这天拨出的，而且通话时长都在几分钟以上。要知道，五月十三号的时候，马玉本人早已被埋在崇礼的土堆之下了，那拿着这部手机拨号的，只可能是凶手。
警方顺藤摸瓜，两个号码的装机地址和户主信息很快调了出来。这两个号码分别关联着两个人——一个叫孙成，一个叫刘勇。
孙成和刘勇，都是北京本地人，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左右，案发那年正好五十岁。更让人心头一紧的是，这俩人早年因盗窃罪被判刑，同在青海省的一座监狱里服过刑，是货真价实的狱友。而且，他们在服刑期间还企图越狱，虽然没有成功，但反侦察的意识和对公安机关的警惕心远超普通犯罪分子。两个有前科、有越狱经历、有默契的老狱友，出狱之后凑到了一起，再联手干上一票，逻辑上完全说得通。
警方查到了孙成和刘勇在北京的户籍住址和家庭成员信息，立刻组织力量进行外围布控。可当刑警们赶到两处住址时，全扑了空。两家人要么支支吾吾说好久没见了，要么干脆闭门不出。原来，侦查过程中有过一次不小心的走漏风声，警方在早期向家属侧面了解情况时，问到了孙成和刘勇的名字，敏感的家属转头就跟家里人通了气，而孙成恰好在那段时间往家里打过电话，一听警察正在找他，二话不说扔下电话就跑了。
刘勇那边的情况也类似，他有一个相好的女人，警方找她谈过一次话之后没两天，刘勇就从租住的地方消失了，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全。
两个凶犯就像泥牛入海，再也没了踪影。那个年代的刑侦手段远没有后来那么丰富，互联网刚刚萌芽，全国人口信息库还在建设之中，出门坐车也不用身份证，住旅馆只要掏钱就行，谁也不会多问你一句。警方手里攥着通缉令，印着两张模糊的黑白照片，发往全国各地，可那两张照片还是他们若干年前在监狱里拍的档案照，面貌早就有了变化。无数条线索从全国各地涌来，有的说在河南见过刘勇，有的说在新疆看见过孙成，可每一条查到最后都落不了地。
这一追，就是十四年。
十四年，足够一个新生儿长大成人，足够一座县城天翻地覆。崇礼后来因为滑雪火了，柏油路修得又宽又平，沿街的宾馆饭店一家接一家开，枣沟公路那段土坡早就铺上了沥青，车来车往，谁也不会想起那里曾经埋过一个无辜的女人。可崇礼县公安局那间专案办公室里，孙成和刘勇的卷宗始终摆在最显眼的铁皮柜上，每年到了五月十三号，总有老刑警翻出来看看，叹口气，再放回去。
二〇一一年五月，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“清网行动”，各地公安机关闻令而动，对历年来的在逃人员展开拉网式排查。这一次的技术手段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，天网监控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，二代身份证办理要求录入指纹和人像，旅馆业全部联网登记，火车票实行实名制。逃犯们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了前所未有的狭小境地。
崇礼警方抓住这个机会，重新梳理了孙成和刘勇的所有关系网。专案组分析认为，孙成这个人相对顾家，早年服刑期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女儿，出狱后也曾多次回家探望。如果他被逼得走投无路，极有可能选择潜回北京附近，至少远远地守着家人。基于这个判断，警方对孙成的妻子和女儿实施了全天候的监控，不再是隔段时间关注一下，而是二十四小时轮班盯守，盯住她们出入的每一个地方、接触的每一个人。
一个月过去了，两个月过去了，孙成始终没有露面。警方差点以为又要扑空，直到某天傍晚，在河北燕郊的一处居民小区里，监控组传来了一个让他们心跳加速的消息：孙成的家人在这里有一套住房，平时空着没人住，可今天下午，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提着一塑料袋东西走了进去，身形、步态、侧脸轮廓，都跟通缉令上那张模糊的照片高度吻合。
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民警们没有立即冲进去，而是耐心地在楼下蹲守了三个多小时。天彻底黑透了，那间屋子的灯亮了又灭，灭了又亮，终于，门从里面打开了，男人探出半个身子来扔垃圾袋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几个便衣从楼道两侧包抄过去，一把按住了他的胳膊。手铐咔嚓一声扣上腕子，男人愣了一下，随即垂下了头，嘴角甚至微微抽动了一下，像是苦笑，又像是长出了一口气。
“孙成。”民警喊了一声他的名字。
他点了点头，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：“是我。”
十四年的追逃，到此终于扣上了一半。
孙成被押回崇礼之后，审讯进行得比预想中顺利得多。他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，甚至隐隐有些如释重负。他说，这十四年他过得太累了，没有身份证，没有户口，去不了正规医院看病，也不敢跟任何人有深交，走到哪儿都得把头埋得低低的。他是汽车修理工出身，手艺不错，曾经逃到南方某市，靠本事在一家奥迪4S店干到了技术总监的位子，工资不低，受人尊敬。可后来公司要求全员录入指纹、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社保，他拿不出来，只能编了个借口辞职走人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敢去大单位应聘，只能在路边小店、地下车库里给人偷偷修车，收点现金，勉强糊口。
二〇〇九年，他对家人的思念实在压不住了，偷偷返回了北京周边，在燕郊租了一间地下室住下来，隔三差五地远远看女儿一眼，不敢上前相认。他以为自己能这样躲到老死，可终究没能逃过那一张天网。
说到马玉，孙成并没有回避。他供述，一九九七年初他刑满释放后，和刘勇在北京碰了头。俩人都五十岁了，没文化没技术，出狱后找不到正经工作，口袋里连吃碗炸酱面的钱都掏不出。刘勇给他出主意：“咱不能就这么穷下去，得干一票大的。”俩人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值钱又最好下手的，就是路上跑的那些私家车。
五月十二号那天下午，他们在亚运村附近转悠，一眼就盯上了那辆红色的高尔夫。车漂亮，锃亮的漆面在夕阳下一晃一晃的，开车的女人穿着得体，皮肤白皙，一看就有钱。马玉把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口，下来买了点东西，再回到车上，刚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，后排车门突然被拉开，一个男人钻了进来，一把箍住了她的脖子。另一个男人从副驾驶那边也蹿了进来，手里攥着一把起子，顶在她腰上。
马玉吓坏了，但她没有大喊大叫，反而异常镇定地跟两个歹徒周旋。她说：“你们要钱是吧？我家有，别伤害我，我什么都给你们。”
就这样，孙成开着车，按照马玉的指引到了她住的小区。保安拦了一下，但马玉亲自摇下车窗跟保安打了招呼，说“是我朋友”，保安便抬手放行了。孙成一个人进了屋，马玉把铁皮盒子和暗格的位置都告诉了他，连存折密码也说了。孙成把现金、存折、手机统统塞进一个旅行袋里，匆匆下楼。
拿到钱之后，按照最初的约定，他们应该放了马玉。可刘勇上了车之后，在后排一言不发地盯着马玉的后脑勺，目光像刀子一样冷。车子开出去几十公里，刘勇忽然开口：“不能让她活着回去。她认出咱俩了，回头一报警，咱俩一个都跑不掉。”孙成犹豫了一下，没有反驳。
于是，他们把车开上了通往崇礼的公路。天黑透了，路上没有一盏路灯，两侧全是荒山和土坡。刘勇从座位底下摸出一把铁扳手，朝着马玉的头部猛砸了两下。马玉闷哼一声，瘫软在了座椅上。他们把她拖下路边的土坡，剥掉了她身上所有的衣物，一是为了毁灭可能的物证，二是为了延缓尸体被辨认的时间，没穿衣服的死人，总归比穿得整整齐齐的难认一些。
土坑是刘勇用路边捡的一块尖石头刨出来的，不深，但足够把一个人蜷着塞进去。他们把人推下去，然后一捧一捧地往里面填土，直到泥土完全覆盖了那张苍白的脸。孙成说，当时他填了最后两锹土，手一直在抖，可刘勇催他快点，说天快亮了。
他们以为马玉早就死了，可法医后来的结论证明，她当时只是被打晕了。她是被活埋的。
讲完这些，孙成的肩膀塌了下来，像是把揣了十四年的石头终于放在了地上。
可刘勇呢？截至现在，这个人依然没有归案。孙成说，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号，俩人在大同火车站分了手，约定这辈子再也不联系。他不知道刘勇去了哪里，更不知道刘勇是死是活。
崇礼警方的追逃工作并没有停止。清网行动之后，每年都有新的技术和新的数据汇入卷宗，但那名叫刘勇的嫌疑人，始终像一滴水蒸发在空气中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有人说他可能已经死了，病死在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；也有人猜测他改了身份，整了容，在南方的某个小城市安了家。但猜测终究是猜测，法律的眼睛还睁着，卷宗还摆在铁皮柜里，只要一天不落网，这桩案子就不算真正的了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