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31章 全国形势巨变（二）（1 / 1）

物资方面的准备工作同样紧迫而粗疏。中央发布《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》，要求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限期收集粮食、弹药、药品、被服和盐。各苏区县乡被分配了具体的征粮数额，限期完成。百姓纷纷交出家中余粮，部队派出运输队辗转运送，物资在夜色中匆匆集中、匆匆分发，许多还没来得及清点便被装上了担子和骡背。药品和弹药的数量始终无法满足需求，被服的缺口也长期存在，很多战士只能穿着单薄的衣衫踏上那场遥远的路途。

组织调整也在同步进行。大量机关人员被编入野战部队和中直机关纵队。原本在后方从事文书、后勤、宣传、医务等工作的人员，被重新编组，纳入行军序列。各机关被精简压缩，一部分人员随军转移，一部分就地疏散或转入地方武装。整个苏区在一种密集的、近乎昼夜不歇的节奏中运转着。

扩红、筹粮、编组、物资转运、伤员疏散，各项工作交错推进，有些完成了，有些只做了一半，有些甚至来不及开始。出发的命令已经越来越近了，而许多准备工作仍然停留在匆忙之中。那份带着紧急意味的征粮令、那批刚刚穿上军装的新兵、那些在灯下草草拟定的编组名单、那些没有来得及送出的家信，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长途跋涉收拾着最后的行装。

一九三四年初，在湘军刘建绪部的重兵围攻下，苏区面积日益缩小，红六军团下辖的两个师兵力不足万人。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给湘赣苏区发来密电，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根据地，向鄂豫皖苏区转移。

但是真实意图是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先遣队，为后续的大规模突围前往·鄂豫皖苏区进行侦察和探路，

一九三四年五月，红六军团九千余人在任、萧、王的率领下，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，开始突围。出发那天天色阴沉，队伍沿着山间小路快速行进，没有举行任何仪式，也没有明确告知目的地，战士们只知道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。红六军团从赣省一路向北突进，穿过湘赣边界，进入湘省与鄂省的交界地带，试图按原定计划向鄂豫皖方向靠拢。

然而，红六军团突围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国民党军指挥部。湘军、鄂军及中央军各部迅速调集重兵，在湘鄂边境地区展开围追堵截。红六军团在运动中多次与敌军遭遇，虽以灵活的穿插战术屡次摆脱追兵，但敌军封锁线越收越紧，通往鄂豫皖的北进通道已被多路敌军封死。任、萧、王在前线研判形势后，认为继续北上不仅无法抵达鄂豫皖，还可能全军覆没于敌军合围之中。他们当即调整方向，命令部队转向西南，避开敌军重兵封锁区域，向湘西方向转移。

在湘鄂川黔边区的群山之间，红三军已经漂泊了很久。失去苏区之后，这支部队虽然仍保留着军一级的番号，名义上辖有三个师，但实际兵力早已被战火、饥饿和疾病一点点削薄。到了一九三四年初，全军实际能战斗的人员仅约四千四百人，部队疲惫不堪，弹药匮乏，伤病员无处安置，干部损失严重，整个队伍像一艘在暴风雨中漏了底的船，勉强浮在水面上，却不知下一刻还能撑多久。

贺龙、关向应站在地图前，反复思量着部队的出路。他们原计划率红三军北上，突破敌军封锁线，进入鄂豫皖苏区，与那里的红军会合。然而部队行至宜昌附近时，即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堵。

湘军、鄂军及中央军各部迅速合拢包围圈，切断了北上通道。几次试探性的突围都被打了回来，部队损失不小，北上鄂豫皖的计划被迫放弃。

贺龙收起地图，对关向应说了一句：“北边过不去，东边也堵死了，只有南边了。”关向应看了一眼地图上贵州方向标注的敌军兵力分布，点了点头：“王家烈那一边，兵力弱，空隙大。只要能进贵州，就有回旋的余地。”

部队随即调转方向，掉头南下，避开敌军主力，沿着湘西的山间小路向贵州方向疾行。进入贵州境内后，果然如预判的那样，黔军王家烈部守备松懈、兵力分散。

红三军抓住战机，连续攻占几处要点，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，很快在贵州东北部建立了一片临时根据地。一九三四年夏，黔东根据地初步成型，部队在连绵的雨季中重新获得了喘息之地。

战士们有了固定的营地，伤病员得到了安置，当地群众为部队送来了粮食和布匹。贺龙站在根据地边缘的一座山坡上，望着远处正在开荒种地的战士和陆续重建的村落，对着旁边的关说了一句：“总算站住脚了。”

在闽省、浙省、赣省、皖省四省交界的群山之间，有一块由方志敏等人亲手创建的根据地。这里的山岭连绵起伏，村庄散落在河谷与坡地之间，百姓生活艰苦，却对红军怀有深厚的感情。红十军（后改编为红十一军）是这里的主力部队，长期在四省边界地区坚持游击战争，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兵力。

一九三四年五月，为了牵制围攻中央苏区的敌军，策应中央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，中革军委决定派一支部队向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带——闽浙皖赣进军。红七军团六千余人从瑞金出发，对外以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”的名义出征。部队在秋日的阳光下穿过闽赣边界，沿途打了几场小仗，吸引了不少敌军的注意力。部队转战到闽浙赣苏区后，于七月与当地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，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，刘畴西任军团长，粟裕任参谋长。

这支部队确实调动了部分敌军，但自己也很快陷入了近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。国民党军调集重兵，从多个方向对红十军团实施合围，红十军团是距离鄂豫皖最近的一支部队，但是军团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。一方以方、粟为代表，认为部队应当依托闽浙赣苏区的既有基础，先打几个胜仗稳住阵脚，待敌情、地形摸清、部队整训完毕之后再向北推进，最终与鄂豫皖的红八军团会合。

他们认为贸然出击不仅难以调动敌军，反而可能使自身陷入被动。另一方以刘、乐等人为代表，坚决主张立即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，全军出动、分兵出击皖南，以最快速度调动敌军。在他们看来，军委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，分兵可以更广地发动群众，造成更大的声势，从而更好地牵制敌军、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。刘畴西在会议上多次强调，任何迟疑和犹豫都是对军委命令的违背。

争论最终以强硬的态度收场。方志敏、粟裕的意见被批评为“逃跑主义”，被指责试图放弃中央赋予的任务、擅自向鄂豫皖方向退缩。会议之后，红十军团按照刘畴西等人的主张，兵分多路向皖南出击。部队离开根据地后，缺乏稳固的后方依托，战线拉得过长，在运动中始终找不到立足之地。

川陕苏区，这片横亘于四川北部与陕西南部的山地，是当时全国第二大苏区，也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最为坚实的堡垒之一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，四川军阀刘湘在司令的支持下，调集二十余万兵力，对川陕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“六路围攻”。

红四方面军在徐想前的卓越指挥下，采取“收紧阵地、诱敌深入”的方针，在连绵的山地与河谷之间节节抗击，逐次消耗敌军，将敌人的攻势一步步引入预设的决战地带。经过近十个月的艰苦作战，毙伤俘敌八万余人，缴获枪支三万余支、火炮百余门，取得了辉煌的一次胜利。

到一九三四年秋，川陕苏区面积扩展至四万两千多平方公里，人口约五百万，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八万余人。根据地里工厂、医院、学校、兵工厂一应俱全，道路和通讯网络也在逐步完善。

田地里的庄稼长势良好，集市上的交易比往年更热闹，从各地赶来的新兵在山谷间的训练场上列队操练，口令声此起彼伏。所有迹象都表明，这是一片正在蓬勃生长的土地，是红军在南方根据地大片失守的背景下，为数不多仍在持续壮大的力量。

然而，在这片繁荣的表象之下，裂痕也在悄悄扩大。张国滔在根据地内部推行了过火的“肃反”政策，错杀了包括原鄂豫皖时期重要干部在内的大批忠诚同志，使得川陕苏区的政治生态蒙上了一层难以擦去的阴影。那些被错杀的同志，有的曾在鄂豫皖与张国焘并肩战斗多年，有的在川陕苏区的创建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却在内部清洗中倒在了自己人手里。

与此同时，地方工作中推行的过“左”经济政策和错误土改，损害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，使根据地的社会基础受到了侵蚀。根据地的繁荣如同深秋的果实，外表饱满光鲜，内里却已有了虫蛀的痕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