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66章 绑架、凌辱、被迫杀人，她带警方端了恶魔老巢（2 / 2）

但那群人吃得很香，有人甚至举着烤好的肉串互相碰了一下，像是在庆祝什么节日。

烟囱的臭味越来越重，几个人干脆把烤架搬到了前院的空地上。院子外面就是一条村道，朴素的土路，两边长着齐膝的野草。他们正烤到兴头上，恰好有个过路人骑着自行车经过，大概是闻到了香气，放慢了速度朝院子里看。歹徒们非但不紧张，反而扬起手招呼：“大哥，进来喝两杯！”

那路人犹豫了一下，大概觉得都是年轻人，热闹，就支了自行车走进来。有人递给他一瓶啤酒，有人塞给他一把肉串。他坐在小板凳上，一边啃肉一边跟歹徒们聊当天的天气，什么都不知道。

李善英站在厨房门口，手里攥着一块抹布，指甲掐进了布纹里。她离那个路人只有三步远，近到能闻见他身上汗津津的市井味儿。她想喊一句“快跑”，哪怕只吐出一个音节，但旁边“大哥”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眼神里全是警告。她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，那声喊死活吐不出来。

路人吃完了肉，喝完了酒，抹抹嘴站起来，道了声谢，推着自行车消失在夜色里。他走的时候还哼着小曲，大概以为今晚遇到了几个慷慨的年轻人。

李善英一屁股坐在厨房的地上，后脑勺抵着冰凉的墙壁，眼泪默默地往下淌。

从那天起，她开始刻意表现得顺从。歹徒让她煮饭她就煮饭，让她洗碗她就洗碗，有时候“大哥”喊她过去给捏肩膀，她也低眉顺眼地走过去，手指按在僵硬的肩胛骨上，心里却在一下一下数着，“大哥”的皮带扣在左边第三格，后门那把锁的钥匙挂在厨房挂钩上，前院那辆车的方向盘偏右，不好打火。

十六号那天下午，“大哥”忽然说要带她去山里训练。她稀里糊涂跟着上了车，还有另外四个歹徒，分两辆车开到了汉城郊外的一片荒山里。那片山长满了低矮的灌木，人迹罕至，地面全是碎石和干裂的黄泥。

“大哥”从后备箱里搬出来几支猎枪和一小捆炸药，分给每个人。李善英被分到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歹徒一组，那小子头发染成了黄色，耳朵上打了一排耳钉，手忙脚乱地拆炸药包装，指头一直在抖。

训练开始没多久，那小子在点引信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操作的，炸药提前炸了。虽然只是个小当量，但炸开的碎片有一块崩到了他脑袋侧面，血瞬间就飙出来，糊了他一脸。他嚎了一嗓子捂住头，血从指缝里往外涌，滴在碎石上，渗出一小片暗红。

其他人围过来一看，有人喊“得去医院”。“大哥”皱了皱眉，扫了一眼四周，然后指着李善英：“你开车送他去。快点。”

李善英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面上却一点都不敢露。她乖乖地接过车钥匙，把那个捂着脑袋哎哟叫唤的歹徒扶进副驾，发动了车子。后视镜里，她看到另外几个人站在原地目送他们，有人还在抽烟。

她一脚油门踩到底。

车在土路上颠簸了二十多分钟才开到最近的乡镇医院。那医院门口挂着褪色的红十字招牌，走廊里飘着消毒水的味道。她把歹徒扶进急诊室，值班医生看了一眼伤口，说要缝合，让家属在外面等着。

歹徒坐在病床上，掏出手机扔给她：“你拿着，去交费。”说完就转过身配合医生清创。

李善英接过手机，捏在手心里，金属外壳冰得她掌心发麻。她站在走廊里，听着隔壁房间不知道哪个病人低低的呻吟声，盯着手上那部手机，屏幕上有两条未读短信。她没有点开，但她的心跳快得像擂鼓。

她回头看了一眼急诊室半掩的门，里面传来年轻歹徒“嘶嘶”倒抽冷气的声音。走廊尽头就是大门，外面是灰蒙蒙的天，一辆公交车正慢吞吞地靠站。

没有犹豫。她攥紧手机，抬脚就走。先是大步，然后是跑，鞋底在磨石子地面上发出急促的“啪嗒啪嗒”响。她冲出门的时候甚至撞到了一个拎着保温桶的老太太，保温桶“哐”地掉在地上，她连头都没回，只喊了一声“对不起”。

她先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报了一个离家相反的方向。开了大概两公里，她又让司机停车，扔下一张钞票，跳下来改乘公交车。那辆公交车上人不多，她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把连帽衫的帽子拉起来遮住半张脸，两只手缩在袖子里，使劲攥着那部手机，指头按着关机键，直到屏幕彻底黑掉。

倒了三趟车，她才终于回到自己长大的那个老街区。她没有回自己家，因为歹徒知道她家的地址。她拐进一条窄巷子，敲开了初中同学家的门。

那个女同学开门看到她的样子吓了一跳，头发乱得像鸟窝，脸上有淤青，衣服上沾着不明来源的污渍，整个人瘦了一圈，颧骨都凸出来了。李善英张口只说了一句“让我住几天”，然后就瘫倒在门框上，像一袋被抽空了粮食的麻袋。

在同学家住了整整一天一夜，李善英几乎没合眼。她躺在客房的床上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把九天来的事情反复过，她男朋友被套上塑料袋时蹬腿的声音，那枪口冒出来的青烟，铁皮墙面上的弹孔，还有烤架上滋滋冒油的肉串。她翻了一个身，被子蒙住头，闷着声哭了半个钟头。

九月十七号早上，她终于做了决定。

她推开客房的门，对正在客厅煮咖啡的同学说：“陪我去趟警察局吧。”

同学没多问，放下咖啡杯就拿了外套。

然后就是故事开头那一幕。

警方听完她的供述之后，最先做的事就是核实。当天下午，他们在系统里查到了李善英男朋友的失踪备案，是男方父母报的案，日期就是九月九号。父母说儿子当晚开车出去就再没回来，电话打不通，人也联系不上。那对开公司的夫妻也确认失联，公司财务说老板转账八千万之后就再没消息了，那笔钱的收款账户是一个空壳公司，已经注销。

两条线都对上了。

更巧的是，就在警方还在开紧急会议的时候，李善英交出来的那部歹徒手机突然震了起来。屏幕亮了，来电显示是一个没存名字的号码。会议桌边的七八个警察同时屏住了呼吸，有人下意识要伸手去接，老刑警一把拦住他，摇了摇头。

“不能接。”老刑警压低声音，“对方肯定知道手机在李善英手里，这会儿打过来多半是在试探。咱们任何一句话说不对，那边就跑了。”

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，手机震了十几下之后停了。屏幕上跳出来一个未接来电的提示。

“直接突袭。”老刑警拍了一下桌子。

李善英带着警方去了那个乡下仓库。车开到距离仓库还有五百米的地方就熄了火，所有人下车步行，从侧面的玉米地绕过去。那天下午的太阳白晃晃地挂在天上，玉米叶子被晒得发蔫，边缘卷着。李善英弓着腰走在最前面，拨开挡路的叶片，手指在发抖。

仓库还是那个仓库，铁皮屋顶在日光下反着光，前院还留着前两天烤肉的炭灰堆，几根铁签子插在土里，歪歪扭扭的。

警方在确认了仓库前后出口都有人把守之后，领头的一声令下，七八个持枪警察同时冲了进去。

仓库里一共有六个人。五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那女的缩在角落的草垫上，看到警察冲进来的时候先是愣住了，然后猛地扑上来抱住一个警员的腿，嚎啕大哭，比李善英当初哭得还惨。她后来交代，自己是三天前被劫持进来的，遭遇了跟李善英一模一样的非人折磨，被迫参与杀人，歹徒打算让她顶替李善英的位置，留下做饭伺候。

而那五个男的，没有一个反抗。有的坐在木头箱子上摊着手，有的躺在地上举着双手，表情麻木，仿佛早就等着这一天。

警方把他们押回去一查身份，才发现这五个人平均年龄才刚过二十。最小的姜文硕刚满二十岁，脑袋上还缠着医院包扎的那圈纱布，纱布边缘渗着淡黄色的药水。最大的金咸阳二十二岁，被按在审讯椅上的时候还跷着二郎腿，歪着脑袋冲对面的警察笑了笑。

但随着审讯的深入，警方渐渐意识到，这个案子的水远比看起来要深。

这五个年轻人背后，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事。而他们的前任老大金基焕，那个因强奸侄女被判了五年刑的男人，才是这个犯罪团伙真正的缔造者。

一切都是从工地上开始的。

1993年春天，金基焕二十六岁，是汉城郊外一个建筑工地上的瓦工。他干活一般，但嘴皮子利索，人缘也好。工地上有几茬年轻人，工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就窝在铁皮工棚里打扑克牌，谁输了谁请喝烧酒。金基焕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金咸阳、文尚路、江东恩这几个小年轻。他们打完牌就喝酒，喝完酒就聊天。

聊什么呢？聊报纸上的新闻。那几年韩国的报纸天天都是丑闻，什么议员贪污了国家工程款，什么大财阀的公子开着跑车撞了人不用负责，什么警察局长跟夜总会的老板娘有勾结。每条新闻底下都配着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人西装革履，笑得富态。金基焕把报纸往木板床上一摔，手指头戳着那些照片说：“你们看看，这帮人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能吃肉，咱们连汤都喝不上？”

几个小的围着他听，越听眼睛越亮。他们有人家里父母是环卫工，有人打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有人高中没念完就被赶出来挣钱。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攒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窝火，金基焕的话像是把那团火引了出来，烧得噼啪作响。

金基焕越说越来劲，后来每次聚会他都要“上课”，讲富人如何剥削穷人，讲社会规则都是有钱人定的，穷人只有两条路，要么认命地穷一辈子，要么就豁出去抢。他讲的时候双臂挥舞，青筋从额角蹦出来，声音大得工棚外面的野狗都跟着叫。

慢慢地，这帮年轻人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。

1993年4月的一个晚上，他们又聚在金基焕租的半地下室出租屋里。那天金基焕特意买了一箱啤酒，把电视打开，放了一盘录像带。录像带是港片《至尊无上》，谭咏麟演的那个赌徒在里头讲义气、为兄弟两肋插刀。金基焕看的时候眼睛都在发亮，看完了把录像带退出来，对着几个人说：“咱们也成立个帮派吧。就叫至尊派。”

没人反对。甚至有人当场多喝了一瓶啤酒，喊了一声“好”。

帮派成立之后，金基焕起草了四条帮规，用圆珠笔写在一张作业本撕下来的横格纸上，贴在出租屋的墙上。第一条：憎恨富人，杀富济贫。第二条：在赚到十亿韩元之前，绝不停止行动。第三条：背叛帮派的人必须死。第四条：永远不相信任何女人，包括自己的母亲。

李善英后来在法庭上听到这四条帮规的时候，苦笑了一下。她说：“第四条他们自己就没做到，要不是信了我，他们也不会被抓。”

帮派成立了，但没钱买装备。金基焕让所有人继续在工地上干活，每个月把工资的三分之二上交作为“帮费”。几个年轻人倒也听话，咬着牙攒了小半年，但工地上那点钱实在有限，攒来攒去连五百万都不到。金基焕等得烦了，最终一拍大腿说：“不等了。先干一票练练手。”

1993年7月18号晚上十一点，他们实施了第一次“实战训练”。目标是一个下夜班的二十三岁女工，她独自骑着自行车经过一条没有路灯的土路。金基焕带人把她拖进路边的林子里，几个人轮番施暴之后，金基焕从后面用一根鞋带勒住了她的脖子。

几分钟后，女工没了呼吸。金基焕站起来，甩了甩手上的泥巴，扭头问身后那几个脸色发白的小年轻：“看清楚了吧？杀人就这么回事。”

二十一岁的江东恩哆嗦着问了一句：“可...可她不是富人。她跟我们一样是打工的。”

金基焕的脸色一下子僵住了。他顿了顿，然后说：“这是训练。为了让你们长记性。以后就不会手生了。”

那天回去的路上，有个十七岁的小弟趁大家不注意逃了，还把帮会当时仅有的几十万韩元经费也卷跑了。金基焕气疯了，查了三天，在那小弟亲戚家里把人堵住了。他把人带到仓库后山上，用一把工地上的美工刀残忍地捅了十几刀。完事后他把自己养的一条土狗牵过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狗也一刀杀了，然后架锅炖狗肉，逼着每个人吃一碗。

从那以后，再没人敢跑。

第一次正式作案是在九三年八月。他们盯着富人名单上的人跟了整整一周，但那富人家门口每天都有司机和保镖，实在下不了手。第二次、第三次也都无功而返。到九四年春天，他们仍然没做成一起正经的绑架案，穷得连加油的钱都快没了。

更糟的是，九四年六月，金基焕被警察带走了。他强奸了自己的侄女，一个上初中的小女孩，家里亲戚报的案。判了五年。他在看守所里通过一个来探视的朋友给金咸阳带话：“别停。继续干。先从路上找目标，看车。”

金咸阳就真的照做了。

九四年七月到九月，两个月的时间，他们绑了三批人，勒索了几笔钱，杀了五个人。每一个案子都按同样的流程，灌酒、杀人、毁尸。他们以为天衣无缝，直到九月八号晚上盯上了那辆现代格兰杰。

李善英的证词让整个案件昭然若揭。警方后来在仓库地下室里挖出了四具烧剩下的骨殖，经过DNA比对，确认了其中两具的身份，那对开公司的夫妻。另外两具由于焚烧太过彻底，已经无法辨认，推测是更早的受害者。

法庭上，金咸阳对着旁听席上的记者大声说了一通话。他说：“有钱和没钱的人被差别对待，成功的人被追捧，失败的人被无视。一个月辛苦挣几百万的人比比皆是，一天花掉几百万的人也比比皆是。我只针对那些人，没有伤害过真正的弱者。我最大的遗憾，是没杀够。”

这番话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被印在了头版，旁边配了一张金咸阳在法庭上仰着下巴的照片。

已经入狱的金基焕也被从监狱提审到庭，他对媒体说了一句：“连全斗焕都能无罪释放，我凭什么有罪？”全斗焕是前总统，那几年身陷贪污和兵变丑闻，但在几次审判中都没有被追责到底。金基焕显然把自己的行为跟政治扯到了一起。

但法律没有采纳这些说辞。

九五年十一月，金基焕、金咸阳、文尚路、江东恩、白炳宇、姜文硕，六个人，在汉城看守所被执行死刑。

李善英被判无罪。法官在判决书里写得很清楚：她在两次杀人过程中均没有主动实施加害行为，第一次是被金咸阳强行按住手完成掐扼，第二次是被金咸阳控制手指扣动扳机，全程处于物理胁迫状态。加上她主动投案、如实供述全部经过，对破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，因此不构成犯罪。

判决下来的那天，李善英站在法院门口，冬日的太阳晒在她脸上，暖乎乎的。她眯着眼仰头看了一会儿天，然后低下头，裹紧了那件洗得发白的羽绒服，走进人群里。

后来她搬了家，换了城市，在仁川一个水产市场旁边租了间小铺子卖泡菜。铺子不大，十几平米，一年到头都是辣白菜和虾酱的味道。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腌白菜，傍晚收摊，日子单调但安稳。偶尔有老顾客问她怎么总是一个人，她就笑笑说：“习惯了。”

夜深的时候，她偶尔会梦到九四年那个秋天。梦里她还是坐在那辆格兰杰的副驾上，晚风从车窗灌进来，男朋友在哼电台情歌。他的手伸过来，小指头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背。她想转头看他一眼，但每次都是脖子还没转过去，梦就醒了。